唐太宗慧眼识马周,平民英才“三级跳”

2014-08-25 09:28:46

史上最强帝王唐太宗曾经缔造了史上最强帝国,这与他知人善用有很大的关系。出身贫寒的马周,从一个四处碰壁的打工青年,一步步成长为大唐的宰相,与唐太宗的赏识完全分不开。当然为了感念知遇之恩,马周也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奏章,要给后人留一个没有过错的唐太宗。

 

打杂的马周,在唐太宗眼里是难得的天才

 

贞观年间有一位官至宰相的良臣,名叫马周,出身贫寒,父母双亡。但是这个苦命的孩子并没有因此沉沦,反而刻苦读书,把儒家经典熟记于心,揣摩领悟,颇有所得。乡里人看他不能挣钱,嘲笑他,他全然不以为意。好不容易混了个教书匠,却因不合志向,常常喝酒,屡屡受到校长的训斥,后一怒之下拂袖而去。他在外四处碰壁,备受刺激,于是干脆奔向人才最多的首都长安去了。在长安这个大世界里,像马周这种自命不凡的青年人多的是,根本没人拿他当回事。

 

可是,他运气来了,在禁卫将军常何家里找到一份差事。常何是个粗人,能带兵,不能读书,见到马周会写文章,另眼相看,留在身边处理那些叫他头疼的文件。找到这份工作,马周应该知足了。可不承想他好运连连,又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贞观三年(629年),唐太宗要朝廷文武百官都上书直言,分析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,给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议。对于常何来说,写文章比杀他还难受,所以这类事情全都推给了马周去做。马周认为天下平定之后,国家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文德治国,培育全社会讲诚信忠义的正气,所以他非常留心朝政。这次上书,马周因为有所准备,所以一口气写了二十多条建议。常何看不大懂,但是他觉得奏章写得那么长,肯定够分量,便递上去交差了事。

 

唐太宗把满朝文武的奏章都仔细阅读了。读到常何的奏章,唐太宗简直惊呆了,难道自己看错人了,这粗人什么时候变成政治高人?还能引经据典,写四六骈文,太神奇了。唐太宗马上派人传唤常何过来,常何纳着闷,大大咧咧地奔了进来。唐太宗一看,常何还是那个常何,那奏章的事是怎么回事儿呢?常何一听皇上就为这丁点事召他,放下心来,满不在乎地回答道:“这东西是我家打杂的马周写的。”什么打杂的,明明是个人才,唐太宗没再跟他解释,而是让他马上去请马周。马周赶忙进宫,一路上遇到几拨人,都是唐太宗派来请他的,常何看不懂了,怎么请个下人要动如此排场,皇上今儿怎么啦?

 

常何当然不懂了,人才难得,求都求不来,见到可以和他一起治理国家的大腕,唐太宗能不急吗?

 

感念知遇之恩,马周烧奏章为唐太宗留美名

 

中国自古就有“求贤”的优良传统。春秋时代,齐桓公想富国强兵,请教管子怎样才能网罗天下英才。管子回答道:“对英才要礼敬褒奖,优待而不相欺。怎么个优待法呢?值五的给六,值九的给十,不可斤斤计较。”做领导最忌讳的就是倚仗手中的权力傲慢待人,对人才像对商品一样锱铢必较,值一块的非得讲成九毛九不可。真正的人才最需要的是得到尊重,从人格到智慧,而待遇往往是尊重与否的表现。英才和凡人的区别,在于凡人没有很大的抱负,拿一份工资做一份工作;而英才常常心高气傲,不容易驾驭。管子深深懂得这一点,所以劝齐桓公出手要大方,从优养士,让他感到温暖,人格上尊重,事业上关心,工作上支持,生活上关怀,则天下英才无不向往而来,精忠报国。

 

所以用人不要多,而要精。在数量和质量方面,唐太宗是吝啬到家,又大方出奇。怎么个吝啬法呢?他刚登基,让房玄龄组建朝廷,特地吩咐“官不必备,惟其人”。也就是官不必多,不求齐备,核心是要得其人而用之。就这个原则,唐太宗从《诗经》《尚书》一直引用到孔子,乃至《史记》,叮嘱再三,甚至说到“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”。狐狸腋下的白毛最为珍贵,比千张羊皮都贵。房玄龄深知唐太宗的心思,他组建的朝廷宁缺毋滥,减到不能再减,总共只有643人。

 

怎么个大方呢?就说马周,一个禁卫将军家里的帮手,唐太宗隆重接见,迎接的使者相望于道。一席深谈,如获至宝,马上提拔,让马周到宰相府上班。一个没有科考出身的贫寒子弟,一下子提拔到宰相府当差,够大方、够有气魄吧?

 

经过在宰相府三年的历练,唐太宗任命马周为监察官,委以重任。马周还有点“不识时务”,被提拔后,他不仅没有感恩戴德,反而先监察起唐太宗来,上表批评道:

1.太上皇住在城外,宫室狭小,太子却住在城内中央之地,不足以示天下以大孝。

2.分封宗室,宠爱皇子,要是子孙不肖,怎么办?应该磨炼他们。

3.陛下提拔戏子、马夫当官,违背了用人的原则。琴弹得好,马喂得壮,可以给他们赏钱,却不能赏官。

 

一口气数落了五大条,唐太宗没生气,反而觉得马周讲得对,不久再提拔他。马周一路升官,一路上表直陈,指出朝政弊端。哪怕到了大家都认为歌舞升平的贞观十一年,马周再次上表,问唐太宗:为什么刚建立唐朝的时候,大家吃不饱,粮价很高,可百姓没有怨言;现在年年丰收,物价低廉,大家吃饱了,却有很多意见,认为陛下不关心他们?这是因为我们建了许多和民生无关的工程,收了很多税。国家兴亡,不在于积蓄多少,而在于百姓苦乐。如果老百姓负担沉重,朝廷还兴役不断,一旦有内忧外患,就会发生不测的变故。

 

这是盛世的警钟啊!唐太宗再次把马周的批评当作天籁之音,让他负起更重要的职务,一提再提,马周就成为宰相了。唐太宗对人说道:“我和马周,一时半会儿不见,就想念他。”这对君臣一路相伴,可惜后来马周患了“消渴症”,也就是糖尿病,加上不惜身体日夜操劳,才四十八岁就倒下了。病重时,马周把他写的奏章找出来,亲手烧掉,说道:“管子、晏子留下文字,显出君主的过失,我不做这种事情。”马周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唐太宗。要不是唐太宗留下马周的表文,我们哪能知道他们君臣之间的高风亮节?真真正正的“士为知己者死”。

 

人们可能会说马周有命数,生逢明君。如果把所有看似偶然的事情都用命来解释,那马周显然命好。可是,仔细想想,一个人的命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去创造。唐太宗是不世出的英雄,统率百万雄师,阅人无数,如果马周不是有过人的真本事,能被看上吗?君臣相知相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作为唐太宗,如果不是为国家殚精竭虑、励精图治,就不会当真去批阅所有的奏章,也就发现不了马周这位难得的人才。他们两个人走到一块,所谓的命数说穿了就是一片公心情怀所致。

 

 

 

来源:现代快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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